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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特点：
第一，必须坚持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税收立法中的主导地位和相对独立性，不得将基本税收要素的立法权授予地方人民政府。
一方面，这是指序言作为法规范依据所具备的针对基本政策、基本制度、基本原则、基本属性、基本评价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定事项的确认功能，意在赋予特定事项规范属性并加以宣示。此外也有学者仅将序言简单界定为软法条款，但并未展开分析，参见熊文钊、郑毅：《试析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软法规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第7页。
[70]其三，其他引导资源的保障实施。[63] 参见[英]哈特：《法律的概念》，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二版，第31-33页。第二，通过其他法律予以实施，如序言第六段对基本法律地位的表述申明《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范地位为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核心法律，既彰显了其根据《宪法》第62条（三）获得的、由全国人大（而非常委会）制定的基本法律身份，也预设了其与其他相关法律规范中涉民族条款的统领-配合关系。[36] [美]安德瑞·马默：《法哲学》，孙海波、王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2页。如澳门高等法院在2007年7月18日一项关于两名外籍劳工在澳延期逗留的上诉案判决中即指出：（序言）使宪法关于‘一国两制的方针具体化、法律化，使宪法第31条得到具体落实和切实可行。
[73] 罗豪才等：《软法与公共治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1页。[英]约瑟夫·拉兹：《实践理性与规范》，朱学平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46页。违法成本低是难以阻挡部分企业或个人肆意破坏和污染环境的重要原因，增加惩罚性赔偿能够起到法律威慑作用。
而从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5年环境公益诉讼司法实践》中采样的法院于2015年受理的36起环境公益诉讼来看，仅有2起已作出判决。传统民法的核心是保护私权，容忍义务在相邻权方面的立法价值更为注重的是对侵害一方的权利限制，[12]而并非是以受害一方的权利作为立足点，要将容忍义务借鉴到环境权领域内，必须对容忍义务所要实现的法律价值进行转型。禁止任何污染行为本身亦不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且环境自身具有一定的自净能力，可以接受一定范围程度内的污染或环境改造。自然资源本身具有双重属性，是具有物化价值的财产，可形成国家所有权，但同时，自然资源又是环境的要素，同样可以归入环境权。
[16]但2015年1月至2016年6月，全国各级法院受理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上升至116件，审结61件，其中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104件。3.环境权的生态化拓展 从环境权的内容来看，环境权应当包含生态性权利和经济性权利，[6]其中，生态性权利是当前环境权理论发展的重要方向。
此外，相关立法方面亦有了较大的进展和完善，如最高法院《公益诉讼解释》中对公益诉讼的诉讼主体、管辖权、举证责任分配等作出明确规定。[1] 值得肯定的是，我国司法界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在不断增强，但我国立法在整体上缺乏对于环境权方面的体系化保护，环境权的法律地位还未被正式确立，但在此方面的现实需求却在不断增加，审判实务运用还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阶段。[4]蔡守秋：环境权初探，载《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因此，环境权的确立对于构架民法与环境法之间对话的桥梁具有重要意义。
[10]随着民法理论的历史发展与不断完善，逐渐发展起针对相邻关系中的不可量物侵害行为相对应的容忍义务这一理论，如德国民法典第906条、美国《侵权法第二次重述》[11]等均对此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通常需要国家的特许，而公民作为个体通常不具备这样的经济能力和社会责任承担能力。如何在民法框架内寻找环境权的权利领地，关系到环境权保护的实务可操作性。[2]有些传统民法学者更因环境权主体不特定而拒绝接纳环境权作为民事权利列入民法。
2.环境权方面的司法现状 目前为止，最高法院共发布了5批环境资源司法审判典型案例。由于我国在环境权益方面的立法起步较晚，且尚未形成体系，法官找法难势必会引起法官的审判难。
[4]尽管理论界有不少学者将环境权的主体限于公民，甚至将环境权直接表述为公民环境权，[5]笔者认为，环境权本身是个非常复杂的权利，环境权主体问题很难予以绝对界定。例如通风权，通常是基于相邻的建筑物遮挡而导致其他相邻个体在享有正常的通风权方面受阻。
尽管我国民法通则、物权法对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进行规定，在形式上完成了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物权化，但其本质却只是对自然资源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宪法原则的重申，而未对其所有和利用等设计专门的规则。环境权理论自上世纪60年代被提出后，在世界各国引起了强烈反响，目前已有80多个国家的宪法中明确规定了环境权，但抵制甚至拒绝承认环境权的声音也同样存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约翰?戴尔斯谈到该制度，[8]认为在特定的区域内，根据这一区域环境质量的要求，确定一定时期内区域环境所能容纳的污染物的总量，以发放许可证的形式将这些排污许可量分配给各排污单位，并允许许可量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目前，环境资源专项审判庭并未在全国所有省市法院范围内予以全方位覆盖，类似案例指导制度对弥补相关司法经验的不足显得十分必要。因此，环境权包含或吸收了自然资源所有权。值得注意的是，围绕着民法典编纂的绿色化立法理念却成为我国司法界和学术界共同探讨的热点话题。
纵观世界各国在环境权方面的立法，对此亦未有统一的认识。3.环境权与物权 有学者还认为，环境权其实就是传统物权的应有内涵之一。
尽管近年来，环境权越来越受到立法和司法层面的关注，但不可回避的是环境权本身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其在立法技术和司法审判实务方面均存在不少难点。[9]而所谓的不可量物侵害，是指噪音、烟煤、震动、臭气、尘埃、放射性等不可量物质侵入邻地造成的干扰性妨害或损害。
[14]利益衡量作为一种法解释方法论起源于欧美的自由法学、目的法学和利益法学，并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为日本学者加藤一郎和星野英两位教授所首倡。因此，对民法体系下的合同法进行绿色化改造亦显得十分必要。
环境容量使用权交易制度，许多学者称之为排污权交易制度或许可证交易制度。但企业对于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绝不仅限于土地，如矿藏、水资源等均属于自然资源，因此，现行物权法有必要在准物权的制度设计上进一步予以细化。考虑到我国环境权的立法探索毕竟处于初步阶段，应该逐步开拓环境合同在民事领域的应用。纵观我国物权法的规定，涉及自然资源的其他物权也主要集中在土地资源，这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总体发展的需求备关。
但值得欣慰的是，2015年1月至2016年6月，全国法院共受理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一审案件93件，审结50件，社会组织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环境权所规定的容忍义务事实上是为了明确环境权主体从容忍到不容忍的权利临界点，其法律价值应针对环境权的适度扩张。
【注释】 [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7月发布的《中国环境资源审判》(白皮书)。二、困惑：环境权的模糊地带——环境权的立法与司法现状 (一)现行民法体系下有关环境权保护方面的立法与司法现状 1.环境权方面的立法状况 我国民法尚未针对环境权进行专门立法，相关纠纷的处理依据也散见于传统民事法律规定中。
因此，笔者认为，对于环境权客体的范围界定不适宜以纯列举式的方式加以规定，而是应该采取列举+兜底的开放式立法，如明确土地、野生动物、气候、矿藏、水流、海域、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为生态资源，同时如碳排放等法律有特别规定的特殊利益可以作为环境权的客体。可见，在环境权保护方面，民法与环境法只是立法角度有着不同，但并不存在立法领地争夺。
可见，环保类社会组织在公益诉讼中并未充分发挥其作用，这需要行政机关牵头，加强法院与该类组织的联动，共同推进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二)环境权的适度扩张 1.环境权主体的适当扩张 关于环境权的主体问题，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现行民法体系下对环境权保护的相关规定主要集中在侵权责任和相邻关系两个方面。从司法实践情况来看，自2007年至2014年，全国各级法院所受理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总数只有65件，其中民事公益诉讼57件。
环境权的侵权行为是否实际产生损害结果并不是承担责任的必要条件，而是以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程度为重要考量标准。(三)环境权的临界：容忍义务 前文讨论了在现有阶段如何在民法基本框架内对环境权的权利类型予以适当扩张，但环境权的权利扩张究竟应当到达何种程度则是另一个值得深入探索的话题。
2.环境权与相邻权 质疑环境权的学者还认为，可以通过深化相邻权的相关理论来保护公民的环境权，但笔者认为即使试图在传统相邻权理论上进行突破，也不可能完整回应日趋扩张的环境权益诉求。其中关于物权方面，自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但在国家许可的情况下，其他主体对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可以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即用益物权。
但最高法院在2015年发布了两部与环境民事审判有关的司法解释，即《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公益诉讼解释》)、《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传统物权法单纯地关注环境资源中的经济价值，而将环境因素中生态的、非经济性的价值排除在民法制度保护体系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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